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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旗飄飄,喜迎建國70周年:段忻然藝術欣賞(組圖)

2019-07-31 12:05    文章來源:人民美術網    


段忻然,1939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又名段新年,堂號“異天閣”,著名書畫家。1989年1月協助保定市文化局創建保定畫院,任專業畫家,退休后任保定畫院名譽院長;2004年創建燕趙畫院并任院長;2006年任中國書畫專刊藝術顧問;2017年2月創建劉奎齡繪畫藝術研究院并任院長。

1956年師從保定名畫家王逸民學習西畫。1958年在天津師從摹古派畫家黃松延學習傳統繪畫技法,1959年師從一代宗師劉奎齡學習動物畫、花鳥畫和人物畫,同年師從湖社畫會苑植林學習山水畫、書法和藝術理論。跟隨三位老師學習一直到1966年離開天津回到保定。

段忻然通過60余年的藝術創作實踐,將20世紀初以來京津前輩畫家所倡揚的“西為中用”創新思想發揚光大。他畫路寬闊,學養深厚,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間尋找藝術共鳴,在沖突與關聯中創造自己的藝術家園,恰到好處地把握著藝術“真實”與“虛擬”的辯證關系,形成了雋永不失灑脫,璀璨不失質樸,靈動不失儒雅的藝術風貌。段忻然提出的動物之美在“飄逸靈動”及動物畫要“關照自然”等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藝術思想,豐富了中國畫繪畫理論,其中國畫藝術所彰顯的深厚理論素養和扎實的筆墨功力,在當代花鳥畫畫壇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地位。其高超的造型能力,開創了動物畫的新風格,被稱為“承先啟后的動物畫大家”,“動物畫的又一座高峰”(見《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段忻然》序),“是對朗世寧以來的動物畫畫家技法語言的超越”,“極為鮮明地具有了可以載入現代藝術史的現代價值與現代意義”(傅京生,見《國畫家》2010年4期)。

段忻然的書法取自魏碑和米芾、徐渭、傅山等諸家,結字自由放達,以欹為正,筆勢外放,筆法多變,形成了瀟灑淋漓、欹縱跌宕、雄健清新的書法藝術風格。

段忻然在書畫創作之余筆耕不輟,著述眾多,(應各正規出版社特邀)撰寫出版20余種繪畫技法專著在海內外公開出版發行,影響了眾多動物畫畫家。個人作品集包括:《中國當代美術家精品集:段忻然》1996年由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大紅袍”畫集——《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段忻然》2008年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收錄作品192幅),對其逾半個世紀的藝術實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在畫壇形成廣泛影響;《中國名畫家全集:段忻然》201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對其藝術歷程、藝術成就及繪畫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介紹,收錄繪畫作品150余幅(包含四張丈二宣紙連接的《三羊開泰》、丈二宣紙《小貓熊》《狼狗》、丈八宣紙《永衡》等大幅巨作);《段忻然書法作品集》2014年由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收錄180cm*98cm和150cm*76cm大字榜書作品30余幅,充分體現了其筆無定跡、筆法自然奔放、寓變化于簡淡之中的書法藝術風格。省市電視臺拍攝了多部電視專題片對其宣傳。曾在保定、石家莊、北京、天津、大連、銀川、天水、拉薩、成都、香港、深圳、蘇州等地多次舉辦書畫展。自20世紀80年代初,其作品在榮寶齋等畫廊展銷以來,遠銷世界各地,形成廣泛影響。


以借物喻他方式表達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世界

——段忻然先生繪畫作品述評

傅京生

看忻然先生的畫,無不是能融“詩意”入畫,能與欣賞者進行美好情感交流的好作品。他的畫,充滿祥瑞、喜氣的氣象,總是能以清新、健康的格調示人。并且生動傳神、情趣盎然,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更為可貴的是,忻然先生的繪畫,傳神、立意、抒情、寫境,絕不落入俗套,且能將作品的情感內涵,與當代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相聯系。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遵循著“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的原則,來進行他的創作的。1986 年畫的《沉聲》(134c m×70c m)、同年畫的《聲威震八荒》(133cm×69cm)等作品,展卷即有爽利、威猛的氣息迎面撲來,令人觀之精神霎覺抖擻。1977 年畫的《懶猴》(137cm×70cm)、 1987 年畫的《拂風》(70cm×45cm)、2001 年畫的《靜谷幽香》(70cm×45cm)等作品,展卷即令人心情歡愉,有一種灑脫自然的氣息迎面撲來,給人沁人心脾的美感。而 1984 年畫的《鹿遍中華》(136cm×68cm)、1990 年畫的《貓》(152cm×83cm)等作品,則能給人以寧靜、舒美、愉悅的美感。令人觀之,頓時能陶醉在祥和、舒美、愉悅的審美享受之中。由此可見,忻然先生在繪畫藝術上,是因情造境、立象彰德的高手。

段忻然先生,早年以擅畫工筆動物,先聞名燕趙大地,而后其名聲彰顯海內外。許多畫壇學人,都是受益于他的藝術創造,而蜚聲畫壇的。但他從不事浮夸,以“生也有涯,無涯唯智” 的態度,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畫了將近七十年的畫。幾十年以來,他一直勤奮耕耘,創作出的作品,不僅數量驚人,而且畫面一絲不茍、精微細致。從效果上看,水平極高,不僅幅幅猶如密針細線的宮廷刺繡,而且,視覺上璀璨奪目、富麗堂皇,有一派多彩寶石般的華美夢幻的效果。于是,從段忻然先生如是作品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有畫畫的癮的,他無疑是以全部的心血和生命,執著而熱情地投入到了他的繪畫事業,不畫畫他就會難受,所以,他的畫雖然繁燦細膩,卻并不臃沉累贅,雖然華美,卻絕不艷俗。我們深信,隨著時光流逝,他的畫必將依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大傳于世。

畫工筆之外,忻然先生還是畫寫意的高手。他的寫意花卉、草蟲(包括他的寫意動物),氣息高潔,筆墨純正,且有灑脫自由之氣,但絕無縱橫馳騖之態。其寫意的著意處,在點、線、面、墨、色的捭闔有序和傳神造境。他的畫,不是那種無韁的野馬。重要的是,他能將西方藝術的空間透視法則、結構造型理念,與中國傳統文人寫意的“意象造型”與“托物言志”的審美思想有機溝通,能把再現與表現,即筆墨情趣與造境傳神、動態描寫與精神表達等等內外相應的審美意識結合在一起,從而使他的寫意作品,表現出了形神兼備、神超理得的總體特點。所以,可以說忻然先生在寫意方面的成就,同樣是不可低估的。

概而言之,忻然先生是在新的時代,把 20 世紀初以來京、津前輩畫家倡揚的“中體西用”的創新理想,做了與不斷變化的社會審美風尚相聯系的嶄新發展,并最終形成了雋永不失灑脫、璀璨不失質樸、活脫不失儒雅的繪畫風貌。一言以蔽之,忻然先生的畫,是工、寫互補的,在他的工筆中,有寫意自由舒放的風采,而在他的寫意中,同樣有著工筆扎實的寫實精神的內在支撐。所以,無論是工、是寫,他的畫,都能讓我們的心靈和情感,隨著作品的圖像意趣,持久躍動——這就多少表明,忻然先生的畫,讓我們看到了傳統動物畫法前所未有的一個嶄新的高度。

忻然先生的繪畫藝術,極為重視寫生,其作品,無不是對現實生活中有趣事件的細致觀察得來。并且,他的畫,在題材上擴大了中國動物畫的描寫范圍,其技法,是在兩宋院體工筆基礎上,一方面,融合了現代寫生色彩學的光色效果,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化轉了我國 20 世紀以來借助學院教育傳播開來的明暗、透視、結構等科學造型法則,且重要的是,他能在立足于屬于自己的個性化的造型手法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我國近代前輩畫家常用的那種勾勒、渲染、烘托以及沒骨的技法(這種沒骨法體現在忻然先生作品中,主要是以“絲毛法”顯現的),從而使傳統的動物畫技法,上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在如上意義上,忻然先生或轉換古典語素 ,或用前輩語素,或兼容古今、中西、南北于一爐的畫法,以及他的精益求精的探索方式,為 20 世紀以來的京津畫派的現代創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更為重要的是,看忻然先生的畫,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那是帶著中國文化中的深切的人文關懷、帶著中國文化特有的善意微笑而對我們的親切的可視語言述說。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有詩人的敏感和氣質,并能以此在作品中去追求中國人的人文文化的大美精神。所以,他的作品能夠讓我們知道牽連著我們的文化精神,有多么不同尋常——而所有這一切,在忻然先生的作品中,都是以生活化的題材與個性化的技法語言顯現的。

毫無疑問,忻然先生的作品是具有詩意色彩,且是具有鮮明時代氣息的,但是重要的是,這樣的審美內蘊和氣息,都被他糅融到他的高超的技法語言表現之中了。他的《懶猴》無疑是一幅具有詩意色彩且具有鮮明時代氣息的代表作。這幅作品,立意不俗,且技法極為高妙。譬如,它有傳統,但絕不古舊。這主要是因為他私淑的學院新寫實造型基礎極為牢固使然。這就使得段忻然先生的造型形態,不僅更為灑脫、更為自由, 而且也使他的作品形象的結構的轉折、穿插的銜接,在有了對牢固的學院新寫實造型基礎的自覺把握的前提下,能夠再度深入將這種造型意識導引到傳統的詩意化的書寫性的意象造型領域,從而,使他的“屬于他自己的個性化的造型法”,不僅有了細膩、結實,耐看、經得起推敲的特征,而且,西方的科學造型意識與中國傳統筆墨精神的水乳交融的結合,也使得段忻然先生的作品,在燦爛、瑰奇之中,達到了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高度。

忻然先生創作于 1990 年的《鹿》(137cm×69cm),則完全是意象性的,但這是高度尊重物理之真基礎之上的“以神寫形” 的產物。這是他燦爛、瑰奇之外的另一種全然“寫意”類型的作品,他的如是“以神寫形” 的作品,是在對所畫物象的“物理之真”極為稔熟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由想象,并且是在這個“自由想象”中,經過他的“人化”與“仁化”的作用,而“捕捉住”所畫物象的“神采”的產物。同年,忻然先生所畫的《濤聲》(96c m×179c m),也是這一類形神兼備而具有“屬于他自己的個性化的造型法”屬性的力作。所以,當我們驚嘆忻然先生的作品用力之深、可以隨手變化的時候,其實,他已是恰如千錘百煉的武林高手的從容出擊,是在并不感覺作畫過程沉重的游刃有余之中,完成其創作的。段忻然先生的作品,就是因此,而讓絕大多數的欣賞者眼前一亮的。

在如上意義上,還應該著重提出的是,像《濤聲》這樣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雪豹形象,實際上,已經是對郎世寧以來的動物畫家的技法語言的超越了。因為忻然先生的作品中的技法,既是對自己而言的個性化的(即此指絕不與他的同類作品在造型手法和風格類型上雷同),而又具有綜合特征(這是指對具有“類特征”的雪豹這一動物共同具有的生理特征和神氣特點的準確理解與把握),這就使得他在造型傳神上所達到的高度,在當代動物畫家中,還很少有人能與之匹敵。再譬如,《濤聲》中的背景山水,同樣既是個性化的,但又不是某一時、某一地、某一景的客觀再現,而是他心中的自然山水的綜合顯現。于是,這也就充分體現出忻然先生已經能極為令人振奮地將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然意識與天地氣象盡情地顯現在自己的畫面中了。所以,倘若我們說段忻然先生的畫作,是對郎世寧以來的動物畫家的技法語言的超越,那主要還是因為他已經能夠準確地將中國傳統的文人畫的理論和技術手法化轉到了他的畫面意象表達,并從而使之體現在其作品內蘊的人文精神表達與顯現之中,且從而使他的藝術創作,能夠以其精神自畫像的方式,使之確實有如自己的“可貴高尚之人格之表白”(陳師曾語)。

所以,當我們從容、愉悅而饒有興味地品味忻然先生的作品的時候,都會自然而然地體驗到他那充滿魅力的作品,能使我們的生命感受中多了些具有嶄新發現意義上的似曾相識的感喟。心中由此而會有未曾有過的似曾相識般的獨特的審美體驗。所以,欣賞忻然先生的自然之美與人文之美天衣無縫式地合而為一的作品,不僅總是能令我們驚喜不已,而且,在愉快的審美欣賞中,我們還能因此而洗心練意,自我升華——在我們看來,正是因此,忻然先生的作品,不僅贏得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喜聞樂見,而且,也因此贏得了行內精英人士的最飽含敬意的喝彩。

在繪畫上,忻然先生能活用一切視覺文化資源。譬如近人常用的撞水法、撞粉法等等特殊技法,在他多年以來的對藝術苦心孤詣的追求下,也已然恰到好處地融進了他自己的技法語言系統之中了。這就不僅能使他從當代畫家群體中一躍而出,而且,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鮮明的現代感與時代氣息。因此,雖然他并不張揚,一直保持低調,但仍能夠在當代畫壇備受推崇與關注,人們在欣賞他那璀璨、瑰麗的畫面時,許多人都感到,那仿佛是在接受一場盛大的詩化美學洗禮。

忻然先生是在民國期間風行海內外的京津畫派進入沉潛期,固守了京津畫派的家園而具有美術史的特殊價值與意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忻然先生所固守的這一文化精神,主要是以金城為代表的北京中國畫研究會主張的“精研古法,博取新知” 的文化精神文脈的近、現代延續。1918 年,北京的著名畫家金城、周肇祥、陳師曾等人領銜,成立了中國畫研究會,成員主要是京、津的畫家,他們并不反對繪畫改革,但卻是主張立足民族本位的一群傳統型畫家。就是在這樣的文脈上,忻然先生的畫作中雖借鑒了郎世寧后學的畫風,但絕無郎世寧畫派后學的模仿風。并且,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還加入了陳師曾等人的文人畫的因素,因此,可以說忻然先生的作品,乍看似嶺南畫派的風格, 但實質上卻是以金城為代表的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的精神主張開放出來的隔代奇葩。

此外,從技法上講,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忻然先生作品中的“絲毛法”,則主要來源于劉奎齡先生的師門傳承,以及劉繼卣和張其翼等的或多或少影響,但他有自己的獨特把握和創造。這主要體現在 :(1)光影造型法、透視結構法與“絲毛法”的 有機結合,故其作品中的形象雖有蓬松的質感,但絕不散亂;(2)文人畫的韻味和境界與科學造型的結合,使畫面具有了雅俗共賞的特征 ;(3)人文精神的高揚與吉祥喜氣的氣氛的結合,使 畫面成為大心胸(儒學的仁者愛人、與人為善等精神)與愉悅的日常生活感受合一的美學精神的顯現。所以,忻然先生畫的 雖是動物,但撲面而來的卻是生活的可親、可愛和人生的有情、有趣。事實上,這正是他借助自己的創作而對明清時期的文人畫中蘊含的性靈學說進行的現代彰顯。于是,這當然也是借助自己的創作對被忽略的中國藝術精神精髓進行的現代顯現。而在如是的藝術實踐之中,特別值得我們借鑒、推崇的是,段忻然先生是把頑強存活在民間的蓬勃而健康的審美意識學院化、學術化了。

于是,也就是在如上意義上,可以說段忻然先生的作品的主題,無不是以擬人的手法顯現出來的。譬如,他的《臨劉繼卣·狗》、《臨劉繼卣·貓》等作品,雖為臨摹,但卻有他自己的創造,因為,他所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的借物言志——在這兩件作品中,他雖十分注重下筆的輕重、疾徐、疏密,但變相表達的則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人的豁爽、峻拔等等氣息。所以,看忻然先生的畫,總會有一種情感旋律漸漸彌漫在我們的心間, 這是天人一體觀念下的合乎自然的表達導致的畫面的美感所使然。于是,也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忻然先生的藝術生命, 可謂如越冬春樹,能氣節自勵,直面現實,而終筆底大成,在學術上出類拔萃,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一言以蔽之,段忻然先生的畫,表達的主題,是中華大地日常生活中彌漫著的傳統文化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的長期熏陶而形成的那種情感世界。梁漱溟說,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人與人相與之情厚”,具體說,就是人和人在一起的時候,應該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交流,人與人都應該在深厚的感情世界中交往與生活。這是中國人的“禮樂文化”與西方的“法治文化” 的最大區別。對忻然先生的畫,我們應該立足于這個高度來欣賞、來品評,而也恰恰是在這個高度,他的作品,才極為鮮明地具有了可以載入現代藝術史的現代價值與現代意義。

忻然先生的藝術實踐表明,近現代學院教育,實質上乃是天下公器,人人可以取之以服務社會。而重要的是,對此“公器”的理解與把握,只有像忻然先生這樣能以生命的代價熱愛藝術,且具有特殊恒心和特殊仁心的人,才反而能夠把握得更為準確和到位。

這是因為,在忻然先生的創作中,不僅有機地吸取了西畫的明暗、解剖、透視、空間及肌理表現,而且,在他的畫面中,我們還能夠看到他因此而對“全因素素描”的理解與把握中,內蘊了注重內在的精神支撐的內涵 (這是對傳統的“骨法用筆”的活用)。所以,他的作品,也就不僅與嶺南畫派拉開了距離,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有著京派對“文化中國”的執著追求,以及,有著來自劉奎齡的津派對生活的由衷熱愛和認真觀察,所以,最終的結果是,欣賞忻然先生畫作的最大快感,主要還是來自他的畫作對自然之真的如實表現之中所洋溢的人文氣息——借助高超的寫實功底,忻然先生的畫,不僅直接地折射了具有時代屬性的充滿歡快的生活意趣的審美風尚,而且,還曲折地折射了那些活躍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們的那具有超越時空屬性的充滿詩意的中國人的仁學面容。

最后,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國畫的詩意顯現,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詩與畫的表面結合,用畫來表現詩意,或把詩題在畫中,互相襯托,以表達作者的屬性與感情。另一種表現形式,則是融“詩意”入畫,畫本身成了詩的化身,畫不必依詩而存在,成為“無聲詩”。這就要求畫的意境、筆墨、布局甚至色彩都完全詩化。忻然先生于 2001 年畫的《靜谷幽香》(70cm×45cm)和同年畫的《情侶》(70cm×70cm)等等作品,就是這樣的融“詩意”入畫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無論是忻然先生的工筆還是他的寫意,明清繪畫美學思想中強調的審美創造之前的“興”的醞釀和養成(這就是清人王昱所說的“養興”),促成了他對所畫對象,有了真正的人文意義上的詩化感興,所以,他才能在其審美創造中,一直保持一種蓬勃、向上的心態,從而創造出充滿生命感覺的優秀的藝術作品。其次,在他的具有燕趙人的大氣通透的風格中,人性的完美已然化成了一種特定的審美自覺,所以,他的作品,華燦瑰偉,但絕不媚俗,不勢利、不張狂、不萎靡、不虛偽、不貪婪、不猥瑣,而總是能通過畫面,表現出對崇高人格的一種執著追求——對段忻然先生六十余年的藝術追求,我們應該作如是觀。

總之,段忻然先生的畫,技法上絲絲入扣,絕不茍且,即便是他所喜歡的造型上的高難度,也不首先取決于對造型、透視法的解決,而更主要的是來源于他對意象精神和人文境界的合理把握。此外,他的《盛夏》,可見書法精神的有機運用, 他的《情侶》,工筆手法而有鮮活的寫意精神支撐,表明他確實已經到了隨心所欲的自由化境了。這是功力的深厚和文化修養的高深,使得他的畫作具有了千錘百煉而化為繞指柔的特征所使然。在他的畫作中,在其風格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前提下,造型多變,色彩多變,題材也多變,但都有詩的跌宕的節奏, 也都有音樂的優美的旋律,當然,更多的還是繪畫的入眼的明媚。這是忻然先生繪畫的成功之處。他的畫,無疑因此彌足珍貴,且因此會在當代花鳥畫繪畫史之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他人不可取代的地位。


責任編輯:桀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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